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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对西方的认知与建构

作者:魏然、西墙 文章来源:北大跨文化研究中心 时间:2005-08-20

  东方与西方的跨文化对话是二十一世纪的核心课题之一。为了加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探讨东西方跨文化对话的有效途径,培育全球化时代多元共兴的世界文化格局,“东方对西方的认知与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8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英国开放大学佛格森亚非研究中心GIPSC Project联合举办。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法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印度、伊朗、摩洛哥等国家的代表在会议中各抒己见,展开了深层次的对话。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乐黛云教授和英国开放大学GIPSC Project负责人Suman Gupta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赵白生博士主持了会议。

  人们曾经梦想21世纪将是比20世纪更美好的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纪,然而,2000年以来,美国单边主义的论调层出不穷,全球化“帝国”趋势愈演愈烈,世界由是分成拥护单边和争取多元的两个阵营。由此,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乐黛云教授阐述了她的思考:其一要区分“西方”的概念的不同涵义。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欧洲正在抛弃“欧洲中心主义”。“欧洲梦”不同于“美国梦”:美国梦更多强调个人自治和财富积累,而欧洲梦更植根于相互联系,更注重日常生活的质量。其二是要比较全面地衡量西方的优点和缺点,人类需要的不是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和谐、均衡的文化多元共存的“社会世界”。J. David Slocum博士是纽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2004年名为“中国人看美国”的调查报告入手,指出调查的回答者——甚至可以说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看待美国的立场,觉得应该把这种立场问题化。通过把立场的问题化,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在当今世界里相距遥远的民族和国家是如何认知和建构的。德黑兰大学Saied Reza Ameli 博士的演讲仍然围绕着美国的话题。他的《美国主义与反美主义的跨文化方法:911之后英国穆斯林对美国的认知》不乏真知灼见。他首先分析了反美主义的种种形态,指出在穆斯林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隶属不同种族从而拥有不同宗教背景的激进主义分子之中,反对美国的社会抗议是多种多样的,这也就根除了任何形式的种族中心主义或宗教中心主义的争论。在他看来,民族优越感、伦理相对论和宗教中心主义在被用来解释当代社会的时候,都不能成为充分的理论方法。作为对 “文明冲突”理念的挑战,他还阐述了新近出现的“力量冲突”理论。山东大学秦东昕博士还从诗歌入手,分析了美国文化的渊源和特征。

  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东西方国家对中国特殊的认知和建构方式是本次会议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来自德里大学的Subarno Chattarji博士和来自开放大学的Suman Gupta博士分别以印度媒体和英国媒体中的中国为题,做出精彩的演讲。印度媒体里的中国,一方面拥有令人瞩目的财富和力量,另一方面继续保留着印度人思维定势里那个不可理喻、缺乏民主的“他者” 形象。Chattaji博士引用了印度媒体中一系列关于今年温总理印度之行的“特别报道”,得出结论:西方尽管远离印度,但在印度的媒体文化和表述中却表现为强有力的在场性。印度中的中国形象表明了印度想归属西方世界,得到与中国同等重视的欲望。相比之下,英国对于中国的新闻报道,通常撰写得让读者对于遥远的中国事物即刻饶有兴味。但是大多数时候,英国人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更多地揭示的是英国人自己的问题。开放大学的Stephanie Jones博士在名为《汤亭亭关于西方的叙述:来自东方置身西方》的发言中,首先确定了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著作在美国移民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之中的经典地位。通过对汤亭亭作品的分析,Jones博士深入探讨了汤亭亭是如何来源于“东方”,并从“东方”以内反观“西方”。同时,一个“西方”的神话被反复描绘成“东方”的神话固有的一部分。汤亭亭所叙述的这一来自“东方”对“西方”的想象正是“西方”想象中的自己。Jones博士认为汤亭亭作品的巨大张力正是在这里体现的。“鬼打墙——阅读《天书》”是开放大学David Richards博士的发言。标题令人眼前一亮,他的研究题目更是让人倍感新鲜:中国艺术家徐冰的作品《天书》在西方展出之后,反响强烈。Richards博士把关于这幅作品的讨论置于 “艺术中文本”(texts-in art)这一西方理论背景之中,来考量《天书》这一文本解读的价值以及多种可能性。

  相比而言,中国对西方的接受与自我认知构成了中国学者交流的要点。厦门大学的周宁教授探讨了“中国人是谁?——中国人多重身份的话语分析”这一话题。他有感于近日在媒体报道中听到连战和宋楚瑜在北大、清华的演讲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所有中国人”、“全体中华民族”这些令人激动的字眼。但问题是,在那些自称中国人或被确定为中国人的人中间,“中国人”似乎有不同的含义。他的发言从种族、文化和公民三个话语层面上阐述了中国人身份或“中国人”的概念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他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人身份是多义的,假定一个统一的、同质的和不变的民族身份只是幻想而已。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胡旭东博士就“中国当代诗歌场域中‘西方’的位移”侃侃而谈。他就“世界诗歌”这一诘难对新诗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辩护。首先,要区别对待新诗和中国古典诗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话语空间,“古典”和“西方”一样,都是被当代诗歌以自身为传统的现代性内驱力所“想像”的资源;其次,“西方”只是作为一种不断位移的资源出现在新诗不同阶段的自我建构中,并不是一种全然内化的、本质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罗湉博士向国内外与会者历数了八十年代后国内上演的不同版本的《等待戈多》:该剧属于八十年代后最早一批登陆中国的西方戏剧,其译者、模仿创作者、导演、演员及观众跨越几代中国人。通过分析《等待戈多》在中国的命运,罗湉博士就几个问题进行了阐发:八十年代后西学东进热潮中,国人注视西方文化角度的变化;中国的《等待戈多》在表现形式上的特点;中国戏剧界如何在“等待主题”上与西方相契合。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凌健侯副教授向西方学者介绍了近二十年来巴赫金研究在中国的进程。他指出与西方巴赫金研究相比,我们起步较晚,研究范围依然较窄,不少论著不是介绍性强就是受西方影响较大,真正能与国际巴赫金研究界对话的人寥寥无几。但是近来历史学与民俗学相结合的研究受到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深刻影响,在解析巴赫金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小说创作特征的分析法,为我们的巴赫金研究开拓出了颇有前景的方向。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吴艳教授以文艺学的理论思维为例,向西方同道精要概述了被中国学人所误读的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她认为从近代开始,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研究就体现了对西方的异质理论的拿来与误读。但是西方理论思维模式实际上也是复杂的。如果我们仍然被逻辑与思辨的、完美的诗学体系的概念、范畴等思维定势所左右,势必会重新掉入西方人正在往上爬的那个泥潭。因此,矫正我们对西方的异质理论及其思维模式的认识,建构“复杂性思想”模式,是建设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文艺学的重要任务。来自暨南大学的年轻学者张艳琴女士以《生存空间Vs 立身之本》为题,分析了景教汉译文献的归化策略及相关的悖论。在他看来,这种翻译策略与译文效果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似乎只有通过“归化”才能使作为“夷教”的景教获得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附会于佛老之道最终使景教丧失了立身之本。这个悖论折射出唐代的景教徒对中华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误读与误释,同时也对当今如何在汉语语境中确立基督教的文化身份问题带来深刻启示。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赵白生博士对中国跨文化运动中的“西化”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他重点探讨了中国跨文化运动早期的文化身份、作为参照系的本体主义以及非夷蛮化倾向。他认为,中国“体用论”的批评者们,或以自身经历为据,或从纯粹理论思辩出发,常常忽略大范围跨文化冲突所造成的身份危机。

  东西方的跨文化个案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开放大学的Kaushik Bhaumik博士和巴黎法国发展研究学院Denis Vidal博士分别从孟买电影和印度现代的原始艺术切入,探讨了当今印度与西方文化以及当地传统主流话语的交流与交锋。摩洛哥第五大学的Taieb Belghazi教授分析了摩洛哥重金属音乐狂热爱好者被捕事件及其定罪过程,详细说明了西方反文化形式在摩洛哥和阿拉伯社会中的表现,并探讨了与政治翻译相关的问题。开放大学的Emma Tarlo博士讲述了英国姑娘Shabina Begum的故事,并以此为个案例,分析伊斯兰政党如何利用衣着为手段,想象和批评西方,并鼓动居住在英国的穆斯林少女拒绝认同“西方”、疏离“西方”。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Andrea Hacker博士研究了俄罗斯当代著名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作品《西伯利亚的理发师》。她通过细读了电影的反西方讯息,阐释了米哈尔科夫的“亚洲”观。作为历史事实呈现的虚构的艺术作品,《西伯利亚的理发师》正是这样一个在“西方”和“东方”之间寻找俄罗斯身份认同的现代隐喻。

  作为一次跨文化的学术活动,本次会议的议题,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来说,都是十分可观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比较媒体?文化研究?电影研究?艺术研究?社会学?现象学?文化学?这些似乎都不足以囊括与会学者们的广阔视域。在会议间歇,笔者曾就自己的疑惑向乐黛云教授请教。她回答道,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寻找新的眼光,新的论域,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不仅仅是“添砖加瓦”,而是有可能做到“千斤加两”。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增长点,乃至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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