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会说，青少年文学不可能是一门学科，因为青少年文学只可能在接受意义上存在。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广义的文学不也是如此吗？同样也应该非学科化？更何况，现在学科概念的有效性不也是超越了人文学科的简单框架，受到了普遍质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少年的阅读使这个质问变得更为尖锐。无论是科学还是文学，一个领域只有不断超越自我，拓展边界，才能得到发展。

著名学者、诗人夏承焘为中国诗词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一封夏承焘致季羡林的手札遗物，参考夏承焘的日记，结合相关史料，从全球史的角度加以研究，有助于了解1950-1960年代夏承焘与多位越南学者之间的交往，共同表达出民族革命斗争的豪情。这批资料反映出中越文化交流与文学创作的状况，对夏承焘所说打破“过去治词总限于海内”的局限，推动“使中国诗词传播于全世界”的愿望增加理解。

从19世纪50年代俄国两位学者哈萨克裔乔坎·瓦里汗诺夫和德裔东方学家瓦西里·拉德洛夫开拓以来，《玛纳斯》学术史已经走过了170多年。经过俄国时期、苏联时期等不同历史阶段近百年的发展，吉尔吉斯斯坦已成为世界《玛纳斯》学的重镇。吉尔吉斯斯坦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在国际《玛纳斯》学界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国际学术界对其还比较陌生，还不曾出现系统梳理、总结、研究的学术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试图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对其初步耙梳，为后续研究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图景和研究渠道。

当人们已经开始习惯于用“文化差异”的概念开展研究时，还要对“文化差异”的概念做研究，关注曾经被边缘化的，或者被误解为无文化的国家的主体意识。《三国演义》泰文版正是这样一个个案。《三国演义》是中国历史经典名著，经泰国古代王朝力主翻译和推广，成为泰国的国家叙事文本之一，多年来中泰学界和海外汉学界的研究也不少。对这方面研究的关注点有三：一是从原著国、译著国和学者三方之间观察所提出的新问题，二是观察历史叙事研究、宗教叙事研究和国家叙事研究显示的翻译研究新趋势，三是泰国本土学者对泰国历史上使用外译本创造国家叙事的现代认识与作为。此个案还告诉我们，《三国演义》泰文版的流行，会让原著的主体特征局部消失，引领出一种在差异中生存的，经过内部同化后融会文化冲突，变成译著国的特色文化的因素，展示一种温良的文化和解，这是任何外部霸权国家精心构筑统一文化都做不到的。

程正民教授生前最后一次学术活动是2024年2月4日接受《俄罗斯文艺》编辑部主持的“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口述史”项目的采访。半个月后，2月20日的清晨，他那清癯健朗的生命终止于第八十七个春天。实际上，他晚年一直处于意气风发的学术著作丰产期，坚守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阵地，在文艺学、俄罗斯文学、文艺心理学、作家个性研究、诗学研究、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等领域均有突出建树。本文发表的是他的最后一次访谈的整理稿，传达了他从中国视角深思二百年俄罗斯文学的真知灼见，以及一位跨文化学学者精研中俄文学互动而探寻到的智者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