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晚秋，为了送陈方正先生前往机场返回香港，一大早我开车从北京东边明城墙遗址公园附近的寓所赶到西边北大勺园。陈方正是我们的老朋友，此次来北大主持“汤用彤学术讲座”。我下车后顿觉清晨寒意袭人。正要给陈方正打电话时，一眼看到不远处汤一介先生身穿一袭中式薄袄肃立着。看到我，他双手合十和我打了招呼。那时我和汤先生虽已相识多年，也知汤先生身体不太好，想劝他进屋避寒， 却不知如何开口。好在陈方正很快拖着行李下来了，看到汤先生站在寒风里，他也很吃惊，想必之前他并不知情。两人握手告别，汤先生研究儒释道，晚年和人招呼、道別一般只是行合十礼，握手实为给陈方正这位小他一轮的“西洋博士”的特别礼遇。等我们将行李放妥，坐稳出发，汤先生就一直那样站着。他大清早从朗润园居所来勺园门前候着，只为这一送。此后很多年，直至汤先生去世，这个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汤先生逝世后，陈先生曾多次再来北大，感慨此地再也没有汤先生了。

第一次见乐先生是在2010年暮夏将尽的北京，那时汤先生还在，乐先生的腿脚也还灵便，而我，还是留法博士生。记得前夜骤雨初停，池塘中荷花依然，两位先生在北大的寓所就在这蝉鸣清涟的池塘前。

很多年前，有人说，季羨林先生是未名湖畔凌晨亮起的第一盏灯。而今，伴随着乐黛云先生的离去，未名湖畔最后一盏烛照中西方的“跨文化”学术之灯，悄悄地伴随着黎明的到来而隐去最后一息光亮。

本文用卞之琳诗中的“桥上人”与“楼上人”作比喻，同时举出实例，尝试解说历史上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是怎样在相互“看风景”，相互“书写”，又相互“装饰”，以至这些故事成为“跨文化” 视野下的一种景观。

近现代的中印人文交流与古代时期有着很大的不同，形成明显的双向互动的格局。中国赴印度及印度来中国的高校教师对双方教育与学术事业的促进、对中印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的加深，都做出了重要的不容忽视的贡献。本文聚焦新中国的第一位印度外教柏乐天在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近三年的任教历程，充分利用相关的中外多语种档案、书信和报刊、回忆录等史料，重点梳理柏乐天与中国学者的交谊及其开展的学术合作，以揭示近现代中印人文交流双向互动的丰富画卷，以及在佛学研究领域互帮互助共同成就的重要意义。